马建红（法学博士）
按件取酬，无疑是一种不错的工作激励方法。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与其工作的数量和质量挂钩，干得越多挣得也就越多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激发起人们的工作热情。在以前吃大锅饭的年代，大家一起下地干活，一起收工，只要出勤就挣一样的工分，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人们也就可着劲儿地磨洋工，出勤却不出力，工作效率很低，年底分红时自然是大家的腰包一样干瘪。后来改革开放了，没有了大集体，不再吃大锅饭了，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的收入都与自己的付出有关，懒汉自然还是懒汉，勤快人却因了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成了最早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这些年来社会财富累积的速度与程度，与人们的这种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工作的热情正相关。不管在什么单位，只要付出的劳动与报酬挂钩，就会出现争相干活儿的景象。工厂里的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提成和奖金就越多，于是“要求”加班成为常态；学校里的老师上课越多，课时费也越高，“不好排课”遂成为过时的往事；银行里的柜台本是新进职员的“专柜”，在做一笔业务就有一笔提成的制度出台后，一些老职员克服了“眼花，看不清数字”的困难，心甘情愿地奋战在与客户直接打交道的第一线，再也舍不得把时间用在唠嗑溜闲篇上了；城市里最忙碌的身影，当属外卖或快递小哥，多跑一单就多一笔收入。
无论是对用工单位还是对于打工者来说，按件取酬肯定是件双赢的事，因为用工单位貌似支付了较高的薪酬，但其相应的结果则是激励了打工者，提高了效率，按时完成了任务。打工的人虽付出了辛苦，看似增加了工作强度，但却得到了较高的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趋利是人的一种本能，而因应这种本能，在人的体力和精神可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人们的工作潜能，并不存在用工方压榨劳动者的问题，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任何一种机制都需要用对地方，也须得到恰当地运用，就会发挥出巨大的效应。
当公权力机关将收费变成一项任务，当罚没款成为收入来源时，其结果必然造成权力的滥用，而构陷民众违法也就会成为一种日常。在旧式的衙门里，这样做的时候倒是不怎么避讳，比如在清代衙门里的吏役，由于他们没有薪酬，收入来源主要是其办案所收取的案费，所以他们在办案时热情高涨，有时甚至会因没有分到案件而与其同事产生纠纷。在清末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为了筹措办公经费，作为最高司法行政机关的法部，就因其为各省下达额定罚金而引发了一场风波。
在娜鹤雅博士的《旧谱新曲——近代中国审判制度中的司法资源研究》一书中，谈到在宣统三年，清廷为筹措司法经费，法部决定令各省将笞杖罚金的收入每年解部100两，以解经费不足之急，“查新章笞杖改为罚金，……拟请将外省州县自理刑民案内笞杖改为罚金一项，提解到部，以资办公。酌定每一州县每年解银一百两，按半年解银五十两，每年分两次，由各该督抚汇齐解部。”也就是说，每个州县不管每年收缴多少罚金，都必须有一百两提解到部。
事实上，地方上的罚金是难以追缴的，因为笞杖罚金本为犯笞杖轻罪者而设，但此类犯罪者多一贫如洗，“且鼠窃狗偷之辈几不知廉耻为何物，颇有情愿决罚而不愿纳金者”，各州县“深知此项罚金之难于追缴”，但“又不敢抗违功令，以取咎戾”，只得“捐廉酌解”，将解部罚金认作“本任摊捐之款”，变相为一项对百姓的摊派，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对此，山东省的官员表示担忧，因为解部罚金的定额化，可能带来官吏横索于民之流弊。
“国家立法以待犯罪者，是必先犯罪而后乃以刑加之，然因其得罪之轻微，遂发生换刑之处分，于是应笞、应杖者改为罚金各若干，此未尝不合于立法例。至于不问犯者之有无多寡，而预悬一格，按年按邑以派收金额，是则手续之不甚完善者也。在当时此项笞杖罚金固出于筹款不得已之策，然按之法理似有未合，且流弊滋甚，何也？国家以此摊派之于官吏，其贤者固洁己捐廉，竭蹶凑解，设遇不肖有司，藉为口实，则巧取横索何所不至，是国家得于官吏者岁仅百金，而官转取之于民者又奚啻倍蓰。”山东省官员的分析与担忧可谓切中肯綮，罚金额定化，实际上就是不管地方上有没有犯罪，也不管犯罪的多寡，都预设一个标准，按年按地方收取罚金，这既不合法理，也使官吏增加了需索的口实，而受害的只能是无辜的百姓。
在现实生活中，按件取酬或可激发人们工作的热情，而当公权力机关将罚没款项定额化分派给属下时，属下为完成任务而投入的热情越是高涨，则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给老百姓造成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