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奇
近日，多名在河南几家村镇银行存款的储户反映，他们因存款无法取出，近期来郑州、开封等地尝试线下取钱。但抵达后，他们的健康码被赋红码。（6月15日 《华商报》）
据了解，涉事储户及记者曾多次致电当地有关部门，均为得到明确合理的答复。吊诡的是，6月14日此事刚登上热搜，被胡锡进、侠客岛等知名大v评论，当晚多位储户便向记者反映，他们的健康码已由“红码”转为“绿码”。试问，“医学隔离”怎么那么快就能结束？正所谓：“人无常态必有鬼，事出反常必有妖。”背后有无猫腻，明眼人一看便知。
相较于动用行政资源控制群众，借防疫之名“隔离”取款储户，更为隐蔽和直接。若不是引发争议，登上热搜，不难猜想，事后想必会用“系统出错”这样无法查证的理由推脱处理。一切评判依据皆被隐藏在名为“大数据”当中，逃避监督，规避审查。事实证明，借防疫手段彰显的“权力任性”比病毒更可怕。
储户的健康码无论是由“绿”转“红”，还是由“红”转“绿”，必然涉及将其个人信息“转移使用场景”“精准输入系统”这两个过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有关单位不仅违背“专码专用”的基本原则，还涉及对储户个人信息的无端侵犯。
随着“互联网 ”深入千家万户，二维码应用与政务功能深度结合，催生大量便民服务场景。除了用二维码防疫，还有用二维码缴费、排队、报警、婚姻登记等等。归根结底，二维码应用的本质属性应该为“服务人”，而非“迫害人”。倘若二维码应用管理无法得到有效监督，“码上办事”沦为“码上办人”，势必会影响大众对“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信任。
疫情防控工作日趋常态化，针对“健康码”应用的监督和管理应当更为规范和严谨。应当强化法规上的指导，着力通过制度的手段，避免“健康码”运作受非科学防疫因素的人为干扰，打击个别单位对群众个人信息的违法滥用，确保对群众个人信息的处理严密、安全与封闭，让“健康码”专属于服务群众，便利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