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思颖（重庆大学）
近日，一名女生发帖称，今年7月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自习时，受到该校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一名男生性骚扰，引发关注。事后女生多次联系外院老师维权，要求男生书面道歉且不参加评奖评优，3个月过去了仍未得到期待结果，于是选择曝光。10月13日，南都记者从武汉大学学生工作部米乐体育官方下载官网获悉，涉事男生肖某某被给予记过处分。（10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从受害人发布在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在长达三个月的维权过程中，该女生向男生所在的学院方提供了事发现场拍摄的五段视频、同该男生交涉过程中的录音及书面道歉信，以及在现场的另一名同学愿意作为目击证人的纸条。这一系列证据包含人证、物证甚至是进行骚扰行为的当事人的书面道歉信。然而，尽管证据如此全面和充分，相关院方给出的答复却不尽人意，且由于保卫处调取的图书馆监控中无法看清男生的行为，院方认为其无法证明性骚扰事实。由此，笔者不禁发出感叹，我们与维权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我们与维权的距离卡在“大事化小”的观念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句话不知何时起成为不少领导处理问题时的“核心要点”，在这样的观念下，不闹出事似乎超越了公平正义，成为了部分人决策的第一要义。
就此事来看，院方或许担心学院风评受损，又或许担心此事闹大影响学院利益，在处理问题时下意识选择息事宁人，企图通过糊弄和“私下解决”的方式将影响最小化。在明知这对被骚扰的女生来说是一种压力和折磨的时候，却仍选择用近乎沉默的方式试图让事件快速翻篇。讽刺的是，将学院利益与这些问题事件挂钩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如今却成了阻碍维权的原因，而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我们与维权的距离便是这样一点一点地被“大事化小”的观念拉开，在无限延长的处理时间与不断被消磨的勇气中与正义渐行渐远。
我们与维权的距离停在死板僵硬的流程前。“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流程办事从本质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办事流程的制定是为了更好、更高效地处理问题，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平性。然而，流程是固定的，现实是复杂多变的，倘若无法根据现实情况随机应变，那么死板的流程或许将成为阻碍维权的罪魁祸首。
在此次事件中，女生已经收集了充分的证据，且与该男生的辅导员进行过多次交谈，明确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但院方仍然表示需要第三方再次调查，甚至表示需要女生出示个人身份信息，并联系其辅导员出面。需要第三方调查是为了维护公正，这本没有问题，但因第三方（即保卫处）没能搜集到充分证据而完全忽视当事人直接提供的有力证据，判定此事无法认定为性骚扰，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借流程之名行无理之事。而需要被骚扰的当事人出示身份信息、要求其辅导员出面更是处理流程中不合理的一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在证据充分、当事人多次进行理性沟通的情况下，因一些无关紧要的流程和小事使维权无法有效进行，无疑是让本就复杂的维权之路更加艰难。
我们与维权的距离限在不够完善的制度下。三个月悬而未决的骚扰事件为何在女生发布推文之后才被校方知晓？学院处理骚扰事件时要求提供当事人身份信息是否必要？为何需要当事人多次催促事件调查才能推进？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细节所暴露出的这些问题恰恰体现了学院，乃至学校举报制度的所存在的问题。
其一，校方没有定期抽查各学院举报事件处理结果的相关制度。举报事件往往是从下到上层层推进，然而事件卡在院方无法处理时，却没有及时让校方知晓，导致处理停滞，维权无法进行。其二，院方没有完善好处理举报事件时的反馈制度。从时间线来看，七月就应查完监控得出的结论在九月底女生再次询问进度时才被告知，举报事件处理过程并没有当事人的参与和见证，就连调查结果也没有及时通知当事人，导致事件无法有效解决。其三，针对特殊事件的相应特殊处理制度不够完善。举报人需提供自身信息是为了保障举报的合理性，然而，在性骚扰事件中，受害者往往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此时再要求其公开身份不够合理。面对这样的特殊事件，院方没有相应的处理制度，反而因此给维权添加了难度。
维权本非易事，当事人不仅要耗费时间精力，还要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才更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支持，需要相关部门坚持公正、上心用心、完善好相应制度，用追求正义的信念缩短我们与维权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