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泽霖（清华大学）
2019年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alain cohn等4位作者在知名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论文，报告了一项在40个国家开展的，有关不同国家公民诚信度的比较研究。在研究中，作者让研究助理假装捡到一个装有名片的透明钱包，并将其交给银行、邮局、警察局等当地社会服务机构的员工，然后根据有多少员工通过名片上的电子邮件地址联系失主来度量该国公民的诚信度。而从实验结果来看，中国公民的表现是最糟糕的，似乎说明中国人是最不诚信的一群人。
这一结论不仅明显与事实不符，也无疑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今年7月，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由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杨芊领衔，中国14所大学师生合作参与的论文通过重复和扩展cohn等人的实验，指出虽然在中国丢失钱包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是27.4%，但“钱包回收率”却高达77.8%，从而有力反驳了cohn等人对中国公民诚信度较低的评价。
对任何学者来说，挑战成功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都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从2019年到2023年，杨芊等100多位师生能先后跨越资金来源、研究设计、实验开展、数据分析、论文写作等难关，以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为中国人的诚信正名，着实令人尊敬。正如杨芊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所说，作为学者，拿出完整严谨的研究来还原事实真相，纠正外界对中国诚信的误解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将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担当。
杨芊等人对cohn等人研究的成功反驳，说明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忽视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误解。实际上，双方研究都支持中国人的“邮件回复率”较低的发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释这一发现。杨芊等人立足中国实际，指出与“邮件回复率”相比，“钱包回收率”才是这项实验中更能衡量中国人诚信水平的指标，从而推翻了cohn等人对中国人诚信度低的理论解释。诚然，对于一项跨国研究来说，保持实验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很重要，但这同时意味着忽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风险。作为研究者，不能不对此有所反思，并时刻保有跨文化沟通的意识。
不过，在为杨芊等人的成功感到振奋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白，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观点争鸣正是学术共同体积累知识的方式。对于我们这些身处学术界之外的人来说，从这一点出发，理解学术界和日常生活的差异，也是一场跨文化沟通的修行。因此，我们也应该不过度解读cohn等人的研究，而是尽量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场学术界的争论。
作为一项学术研究，cohn等人研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实验探究影响诚信行为的因素。对中国人诚信度的错误评价则来源于学者们对实验结果的错误解读。它固然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在学术体系中并非无懈可击。杨芊等人的研究也并非自成一家，而是在复制和扩展了cohn等人实验的基础上，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对文化因素的角度给出了新的解释，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影响诚信行为的因素的理解。所以，双方学者看似观点针锋相对，但并非是要分出输赢高下，而是在积累和尊重证据，然后用更具解释力的理论解释证据的共识下，在相互对话的过程中去芜存菁，一道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贡献。
当然，在差异之外，这场争论也提醒我们，学术界与我们之间的联系或许比想象中的还要紧密。客观来说，以欧美为主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充分，甚至会先入为主。这种跨文化误解无疑也会在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cohn等人曾在回复相关质疑的过程中引用了一系列认同中国人诚信度较差的文献来支持自己，而这些研究可能也或多或少反映了西方社会内部对中国的误读，并最终导致cohn等人对自己结论的笃定。面对这一现状，我们能做的就是推动和参与更广泛和紧密的跨文化沟通，以中西之间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从多种角度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尽可能为消除彼此的误解做出贡献。在这一点上，杨芊等人以拳拳爱国之心，用扎实可靠的证据和规范的学术研究为中国形象正名，正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