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厚臻（中央财经大学）
据证券时报10月22日报道称，耐克大中华区近日在内部信中宣布将实行“四天工作制”，且薪酬及其他福利不变。23日，耐克大中华区负责人对此澄清表示，新的混合工作模式是指办公室员工周一至周四需在办公室办公，周五可选择居家办公。虽然误会一场，但相关话题一度冲上热搜，激起不少网友对“四天工作制”的羡慕与向往。（10月23日 澎湃新闻）
事实上，“四天工作制”早已不是新鲜词汇，特别在疫情后，其相关话题屡受舆论的广泛关注。“四天工作制”不仅蕴含着大众对于减负增效的新型工作模式的向往，更承载着对未来不内卷、更自由的社会生活氛围的美好期许。“四天工作制”可以实现吗？笔者认为，“四天工作制”并非不可实现，但距离仍较远。
首先，“四天工作制”往往与提升员工幸福感、提高生产效率相挂钩，但不是所有行业和职业都完全适用于“上四休三”的模式。广东现代城市产业技术研究院首席专家罗学铭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医疗、紧急救援、公共服务等行业并不适用于“四天工作制”。由于特定行业的固有属性，持续工作时长的缩短可能导致原本的工作节奏被打乱，某些项目可能因为休息日延长而被推迟，存在生产效率波动问题，这也会进一步影响生产经营、商务进展和效率。从产业结构方面，据国是直通车报道，从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持续数字智能化，服务业比重持续增长，部分行业已经具备较高程度的实施条件，但医疗、公共交通等基础行业实现难度大，各个行业数字智能化水平的差异也为“四天工作制”的全面普及带来阻力。
其次，盲目缩短工时，可能会加剧就业不平等和社会矛盾。《赫芬顿邮报》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50%的工人表示，愿意每周多工作一天以换取20%的加薪。现实中，部分薪酬较低的员工不会愿意将自己的工作时间被限制在32小时内，因为他们需要足够的钱维持收支平衡。人社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到两亿人。对于本就缺乏劳动保障的蓝领工人和灵活就业者来说，他们也往往难以在较少的工时中创造足以支撑生活的收益。那么，如果一周工作四天，薪酬不变呢？这显然将大幅提高企业的人工成本，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若企业难以立足，最终带来的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员工福祉难以保障。据南方新闻网，曾任国家科委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室副主任的武欣认为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如果要减少20%的法定劳动时间，让企业承担额外用人成本，“等于抢劫私人成本，肯定要炸锅。”因此，在工时缩短的前提下，如何平衡好员工和企业利益，保证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力，将是未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
最后，缩短工作时长受到劳动生产率和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工作时间的缩短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据凤凰网，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基于劳动生产率发展预测，全国实行“四天工作制”的时刻将在2030年来临。由于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存在很大差异，王琪延表示，可以简化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时，即满足推行“四天工作制”的基本条件。我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劳动生产率还需要提升，实施“上四休三”的生产率条件并不具备。另一方面，许多公司仍然坚守传统的工作时间观念，认为长时间工作才是勤奋和高效的象征。改变这种工作文化观念需要时间和教育，以使雇主和员工都接受新的工作模式。
因此，与其期待尚未定论的“四天工作制”，不如着眼于完善现有的劳动关系协商机制，以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稳步降低劳动时间，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8小时。按一天8小时工作时间计算，全国打工人9月份每周平均要工作6.1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过度劳动”“超时工作”也成为我国舆论场上始终热度不断的话题。资本的追求利润的本性与劳资地位不平等，共同导致了广大打工人“被迫加班”“被迫内卷”的现象，这也激发了大众对于“四天工作制”的渴望与向往。加强劳动关系机制的建设，提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且迫切的。
其实，无论是“五天工作制”或是“四天工作制”，还是和耐克一样的“线上 线下”的混合工作制，都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以适应时代的需求。通过更灵活的管理代替传统的定式，更大程度地减少冗余的工时投入，激发员工的创意与活力，方是提升员工幸福感、提高职场吸引力、进而提振经济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