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豪 (郑州大学)
近日，郑州某小学一青年女教师留下遗书后，选择了结束自己珍贵的生命。在遗书中，该老师表示教学工作之外的各种行政工作给她带来了巨大压力，悲壮发问“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当地教体局工作人员称，相关部门已介入处理。
一个从小就梦想当老师的女生，终于怀揣着教书育人、躬耕教坛的理想走入了学校，却没想到梦想之地竟是自己的葬身之处。天堂与地狱两极之间的张力，在这一出悲剧中尽显无遗，实在让人悲痛。该教师的不幸揭示了来自学校的过多行政压力，而此前还有媒体报道“扩大化举报”等来自家长的压力，可见教师背负的负担呈现着强度大、种类多的特点。
教师的过多负担早已不是第一次走入公众视野了，舆论场上“为教育减负”是肉眼可见的答案，让老师回归课堂是理所当然的愿望，但它们作为口号容易喊，作为实践很难做！在现实生活中，老师们负担的工作里甚至就有“减负工作”，如此便形成了“减负悖论”。就在这次事件事件之后，不少网友晒图说，学校立马安排了教师心理培训，又要开会、又要写报告。
负担越减越多的困境，到底该如何破解呢？不难发现在“为教师减负”的呼吁里，老师始终是被动的，其主体地位始终未能突出。学校要怎么做、社会要怎么做，但却缺少了老师要怎么做。笔者斗胆提出的一条建议是应该真正地尊重教师，让教师本身成为减负工作的主体，自己主动为自己减负。
就拿这次事件来讲，通过阅读聊天记录，我们就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该教师面对领导、面对工作时的紧迫、压抑。也难怪她反问社会，“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积极乐观的孩子呢？”。如果老师能够面对过多的压力有说“不”的权利和底气，我想起码不会让她想到结束生命。真正让人绝望的不是现状的糟糕，而是看不见改变的希望。
在工作中，要让教师拥有作为主体的底气，不能因为教师对工作提出了意见就打压、批评。广大教师认为对的工作必然会去做，而认为是不必要的负担就该有说“不”的权力。面对教师们的声音，捂上耳朵不听，强行摊派、命令，只能让减负工作雪上加霜。在今天，老师承担的工作绝对是只多不少，大可不必担心教师“清闲”。
减负工作做得好不好，不取决于下发的一个个工作通知，也不取决于上交的一个个ppt、一个个表格文件，到底好不好，一线教师能不知道吗？教师作为减负主体，能最真切地明白一项工作有没有必要做，该怎么做。这也应该是上级领导走群众路线的重要部分，减负工作应该越做越让教师有时间和精力去好好生活、好好教学。这既是目标，也是判断标准，我们不能一边喊着为老师减负，一边让老师累死在课外工作上。